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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阿里巴巴充满了硝烟味。大年初五，在一次内部的闭门会上，刚履新三个月的阿里电商事业群CEO蒋凡明确“要增长，要扶持优质商家，要协助中小品牌去‘全网’做大做强[1]。”紧接着，同时担任集团CEO和阿里云CEO的吴泳铭在财报会上表示阿里要对AI基建将全力以赴，未来三年投入3800亿，超过过去十年总和。阿里的业务动作更是频繁。先是媒体报道阿里和苹果达成AI战略合作，引发科技圈热议；随后阿里连续发布Qwen2.5-Max和QwQ-32B，助推Qwen超越Llama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族群；接下来在3月13日，阿里推出AI旗舰应用“新夸克”，把这个2亿级用户的应用升级为一个All in One的“AI超级框”。在3月25日，浙江省政府与阿里集团、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进一步整合资源、紧密协同，“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合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共同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实施”。浙江省长刘捷和阿里董事会主席蔡崇信、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共同见证签约。在3月26日，宝马集团也宣布与阿里战略合作，双方基于通义大模型联合开发AI引擎，应用在中国市场的宝马新车型上；在同一天，中国移动和阿里也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移动董事长杨杰、阿里首席执行官吴泳铭出席仪式，双方将在云、算力、大模型等领域深度合作，共建AI产业的生态。宝马集团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签约仪式，2025.03.26无论是传统电商业务的崭新气象，还是AI和云计算业务的大幅投入，亦或是频繁的各类政企战略合作，阿里的近况让围观者有一种阿里已经“刷新”了自己的感觉。对这种“新气象”，最先给出回应的是资本市场——阿里股价在过去四十个交易日大涨了80%，股价走出了持续四年的阴跌，投资者在用真金白银支持阿里的刷新；而向来“精通时事”的外资投行更是纷纷撰文看多，高盛、摩根斯坦利、UBS等都旗帜鲜明

1953年8月12日，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背着单肩包，拎着一个小行李箱，在羽田机场登上了一架波音377 Stratocruiser，飞往美国。 这是32岁的盛田昭夫第一次去美国，他此行的目的前往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签订一份授权索尼制造并改进晶体管的合同。早在1948年，盛田昭夫和索尼的另一位创始人井深大就在《贝尔实验室报告》中读到了晶体管诞生的新闻，他们迅速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电子器件可能会彻底改变电子产业。 盛田昭夫几经周折，联系上了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西部电气，赶赴美国签订了这份晶体管授权协议。协议需要首付款2.5万美金，当年日本外汇紧张，索尼又是个小微企业（当时还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盛田托关系求人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通产省要到了外汇额度，6个月后汇款被正式批准。 此后，索尼派遣多批员工前往贝尔实验室学习，消化吸收晶体管技术，并改善了工艺，然后先研制出了小巧玲珑的晶体管收音机，大获成功，随后又将晶体管应用到了电视上。1959年，索尼推出了全世界首台晶体管电视机——便携式8英寸的索尼TV8-301，彻底改变了全球电视产业的历史进程。 1959年正赶上日本皇太子大婚，这款小巧的黑白电视机被想看典礼的民众抢购一空。之后，索尼又买下了诺贝尔奖获得者Ernest Lawrence发明的彩色显像管专利，经过深度再开发，推出了著名的“Trinitron”（特丽珑）彩色显像管，畅销全球，彻底奠定了日本在全球电视产业里的霸权。 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盛田昭夫和索尼电视，1971年 盛田昭夫的美国之行，开启全球电视产业从欧美向日本转移的序幕。而多年之后，电视产业的制高点又从日本转移到了韩国，最后又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波波的腾挪，背后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真正推动产业转移和话语权交接的，并不是制造成本这一个因素，而更多的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力。 2025年1月6日，一家同样来自东亚的消费电子公司

2018年，马来西亚青年导演柯汶利面临一个难题：选奈飞，还是选陈思成？柯汶利是85后，出生于马来，祖籍福建，在台湾成长为华语电影圈新锐导演。小有名气之后，奈飞给他发出offer，请他指导其进军亚太的首部原创台剧《罪梦者》，而陈思诚也抛出了橄榄枝，给出执导电影《误杀》的价码。最终，在国际流媒体巨头与中国内地黄金市场之间，柯汶利倒向后者。事后证明，投靠陈思诚这个大哥，是柯汶利人生齿轮转动的开始。先是电影《误杀》票房大火，然后柯汶利又被陈思诚“安排”执导《唐人街探案》网剧，成功跻身一线导演阶层。另外，柯汶利不仅在事业上打开局面，而且喜报金砖，和主演《唐探》网剧、大他三岁的演员张钧宁牵了红线。陈思诚监制的《误杀》三部曲在搞艺术和搞钱的分岔路口，柯汶利做出了和他的贵人陈思诚一样的选择。陈思诚依靠“土味悬疑”开宗立派后，不仅导演、编剧、监制一肩挑，其公司壹同制作还孵化了大批做执行的新人。如《误杀2》和电影版《三大队》的导演戴墨，《消失的她》的导演刘翔、崔睿，网剧《唐人街探案2》的导演姚文逸、王天尉等。无论电影还是网剧，“陈思成出品”已然成为卖相的保证。影评人有多不待见陈思诚，影院经理就有多期盼陈思诚。毕竟中国电影一年365天的绝大多数时段，都不是大片捉对的胜景，而是门可罗雀的哀情。除了春节档领跑第一梯队的《唐探1900》，刚刚过去的2024年，在商业大片遭遇片荒的紧要关头，陈思诚式电影甚至两次担起“救市”重任。第一次“救市”是在“廖化作先锋”的暑期档，柯汶利的《默杀》收获13.51亿的票房，虽然这部电影和陈思诚没有关系，但在特别鸣谢环节还是Q了陈导，除了知遇之恩的人情世故，《默杀》正是一部典型的陈思诚式电影——顺滑爽片、消费现实、多重反转、buff叠满、通篇娱乐、拒绝内涵。“含陈量”这么高，想赔钱都困难。第二次“救市”则是在“寒蝉凄切”的元旦档。由陈思诚监制、新人甘剑宇执导的《误杀3》

2024年，新能源车在价格战的硝烟中迅速站在了舆论聚光灯前，曾经手机发布会上话不投机对比友商，一言不合跑个分的桥段，被新能源车原汁原味的复刻。在大模型群魔乱舞，新能源车狼烟四起的背景板里，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很可能是跨界造手机的蔚来。往日纷飞的战火变成了僵持的战线，每年的市场份额统计，也变成了几家公司几乎雷打不动的排列组合。按照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报告，2024年，vivo以17%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同比增长11%。而以Counterpoint的口径看，vivo已经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国产手机销量第一。但市场格局的另一个侧面，是几大手机品牌之间几乎不到1%的差距。经历近十年残酷的淘汰与出清，留在市场的玩家从一桌满汉全席变成了两桌斗地主。十年前说自己是市场份额TOP 5，是绝对实力的象征，今天说自己是TOP 5，听上去有点像在骂人。近距离的密集交火搭配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是所有战争片里精心剪辑的保留节目。但在真实的战场上，往往沉默中的对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在2025年的新年致辞中，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提出了一个“突破自我茧房”的描述：比“算法茧房”更坚不可摧的是“自我茧房”， 陷入“自我茧房”，就会盲目自大，对用户的声音置若罔闻。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其隐含的含义是，越是在市场格局趋于稳定甚至固化的时候，留住用户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失去用户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与之对应，越是波澜不惊的市场格局，越有可能酝酿剧烈的变化。固化的市场2007年的iPhone发布会上，乔布斯引用了2003年图灵奖得主Alan Kay的一句话：真正在意软件的人，应该自己造硬件。乔布斯身后的这一页PPT常被视为苹果波澜壮阔造芯史的开端，一部半导体产业的荷马史诗写下了第一个章节，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iPhone的诞生之所以被视为一场

2013年，远赴好莱坞拍摄《雪国列车》的韩国导演奉俊昊，经常和同为“美漂”的朴赞郁、金知云一起喝闷酒，桌上的话题只有一个：谁在美国混得最惨？虽然这批导演在韩国著作等身，但在彼时的好莱坞，韩流远不如港式武侠和日本动画受待见。而奉俊昊遭遇的苦主，正是站在好莱坞职场PUA顶端的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后者除了喜欢找女演员睡觉，还有个外号叫“剪刀手”——只要认为内容卖相不佳，就会肆无忌惮地动刀。要知道《雪国列车》后来在中国上映时，也不过只剪了一分钟，但韦恩斯坦看过之后却执意删改20分钟。关于“终剪权”一节，奉俊昊与韦恩斯坦始终僵持不下，而外来导演得罪本地制片人的下场有两个：一是《雪国列车》只得到了在独立院线放映的机会，票房不尽人意；二是次年的奥斯卡颁奖季，韦恩斯坦把宣发资源挪给了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导致精心打磨的《雪国列车》连提名都没捞着。奉俊昊“赴美三部曲”：《雪国列车》《玉子》《寄生虫》在韩国右翼总统朴槿惠在任时期，奉俊昊这类“文艺黑名单”上的左翼电影人本就拿不到国内的财阀投资，如今好莱坞的门也关上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三年后，一向被好莱坞视为“行业公敌”的奈飞Netflix，给这位拍过《杀人回忆》《汉江怪物》的韩国导演递去了橄榄枝。在为Netflix执导第一部韩语电影《玉子》的过程中，奉俊昊从Netflix这里获得了三样东西：一是5700万美元的投资，二是梦寐以求的终剪权，三是名噪一时的戛纳首映式。奉俊昊在奥斯卡现场鼓励西方观众跨越“一寸字幕”2019年，满血复活的奉俊昊，终于在流亡海外七年后，凭借《寄生虫》的4项重磅大奖站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而且不同于《雪国列车》当初的全英文，《寄生虫》是一部纯韩语电影，当事人不仅不用再去迎合西方观众，还在领奖时不失风趣地说道：“你们距离欣赏我的电影，只需要一行字幕。”人

·iPhone在2007年1月发布时，最受震撼的不是苹果的供应商和数码发烧友，而是被Google收购而来的Android团队。Android掌舵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给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1]：“iPhone、iPhone、iPhone！” 当时Android团队正在全力研发一款名为Sooner的“智能手机”，搭载Android系统，但拥有实体键盘，反而没有触摸屏。原因在于，Android给自己设定的假想敌是诺基亚和塞班系统。 直到2012年，一位开发者意外获得了一台Sooner原型机，让Google的秘密项目重见天日。虽然Sooner长得很像黑莓手机，但系统集成了Google的搜索服务、Gmail以及Google版微信Google Talk。也就是说，Google意识到了智能机时代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高度前瞻的卡住了身位。 但iPhone的横空出世，意味着Android团队的努力付诸东流，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正如Android 创团队成员Brian Swetland说[1]： “在乔布斯发布了iPhone之后，再发布像黑莓那样的全键盘手机是没有意义的。” Google Sooner原型机 随后，Android团队迅速转向基于触控屏场景的系统开发，并在2008年9月发布了广为人知的“第一台Android手机”HTC G1。这款手机不仅有侧滑全键盘，还有大量实体按键。但另一方面，HTC G1集成了地图、邮箱、日历等服务，都需要登陆Google账号使用——这是日后庞大Android帝国的根基。 苹果对Google的入场不可谓不重视，当时苹果将微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也预判了Google在软件层面存在的威胁。时任产品营销总监Bob Borchers称[1]：“谷歌的最大威胁是它了解软件和服务。事实上，谷歌可能比苹果更了解它们。” 事实证明，两家公司都错判了自

蔚来迄今的十年历史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2019年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线。创始人李斌的出圈始于“2019年最惨的人”这顶大帽子，蔚来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几乎处于死亡边缘。年底深圳湾体育中心的NIO Day，李斌说蔚来“被左一拳又一拳地打趴在地上”，车友会在自创歌曲里唱道：补电要拖辆油车，牛屋投一亿接客。长安街上也趴过窝，股票跌成一块多。2019年蔚来NIO Day拿到合肥国资70亿的救命钱后，李斌摇身一变成为2020年最得意的人，蔚来的股价在一年里翻了二十倍，从一家总部设立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变成了公众舆论中的一个话题和现象。与蔚来有关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2019年之后的五年，李斌那句“不理解为什么还有人买油车”，其实问世于2021年ET5发布会后的媒体车主沟通会。但决定这家公司特质的许多细节，恰恰发生在之前的五年。《纽约时报》说蔚来是家“亏损但胸怀大志”的汽车生产商，蔚来是在中国建设充换电设施数量最多的汽车品牌，但依然有许多人讨论这是不是个划算的生意。在一片争议声中，蔚来把中国车卖到了50万的价格带，用商标之外的东西定义高端车的价值和内涵。华尔街精英会从财务、市场和估值审视这家公司的方方面面，但蔚来的车主会从车内不太会被注意到的麂皮而非织物材质以及专属群里12对1的服务，理解自己与蔚来的契约。当价格战的炮火蔓延到汽车市场，蔚来反而准备开始交付预售价80万人民币的ET9。蔚来迄今的十年是一段跌宕但迷人的往事，汽车工业用百年时间建立的森严秩序里，还没有相信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故事。从EP9到ET92023年底蔚来ET9在NIO Day上亮相，有媒体问为什么这么早亮相一款两年后才会交付的车，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的回答是：ET9是NIO IN（蔚来科技创新日）上一系列技术方案开题后的一次汇报总结。2023年NIO Day，蔚来发布ET9在这之前，蔚来只有一个年度保留

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AI教父”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一度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掀起“人工智能算不算物理”的大讨论。今天产业界的百花齐放很容易让人忽视，仅仅十年之前，人工智能这门年轻的学科还在争议中匍匐前进。辛顿对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这门学科的缩影，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历史坐标系。过去十多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2012年，辛顿带着两个学生参加了ImageNet图像识别比赛（ILSVRC），以惊人的84%识别准确率夺得冠军。这个成绩深深震撼了学术界和正在投资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从“之一”变成了“唯一”。《深度学习革命》中说：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2017年，在谷歌工作的八位程序员经过数月的合作，创造了一种处理语言的架构，简称为“Transformer”，并在当年7月的一篇名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论文中描述了该架构。这篇划时代的论文，拉开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幕。·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过去十年的发展浓缩在一个聊天窗口里，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用美元和GPU堆起来的理想主义故事，也极其直观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身上散发着的下一个时代的气息。短短十年时间，人工智能经历了万马齐喑后又爆裂般的成长，即便对前沿技术最敏锐的人也有可能漏掉它狂奔途中重要的时刻。全球范围内，完整参与了三个关键节点的科技公司寥寥无几。在中国，它是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名字：百度。广招天下英雄辛顿早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曾多次请求学校聘任另一位教授跟自己一起工作，被校方无一例外拒绝，理由是[1]：“一个疯狂的人做这件事就够了”。这代表了2012年之前学术界对深度学习的主流态度——说好听点是百家争鸣，说难听点是死路一

2024年10月27日，郑钦文夺得WTA500东京站冠军，细心的网友在镜头里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比赛时，郑钦文手上只带了白色的护腕，但在颁奖时，她的手上却多了一只劳力士手表。 劳力士是郑钦文的赞助商，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但也有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植入”略显刻意，毕竟没有球员会在打球时真的带一只沉重的手表，在颁奖前的间隙特意把去把手表换上，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 WTA500 东京站颁奖仪式上的郑钦文，2024年 但无论营业是不是“被迫”，郑钦文很早就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了，环绕在她身边的团队已经构成了一家小型的商业公司，赞助商的支持和比赛奖金一样，都是郑钦文用来支付各类账单的来源。 而放眼望去，如今活跃在世界网坛上的职业球员，绝大多数都通过组建专业团队来提升自己的球技和身心素质，用赛事奖金和广告赞助来支付交通、场地、餐饮和团队工资，扣完税之后，还要留下用来抵御风险的发展资金，最后才是属于自己的净利润。 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打球就如同创业，不乏亏本的风险。郑钦文飞遍全世界参加各种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Queen Wen，也是为了当好Boss Zheng，赚奖金拿赞助，为整个团队提供经费。 随着世界排名的上升，郑钦文对“老板”这一岗位也越来越驾轻就熟。比如在2024年9月的美网8强赛里，当时郑钦文刚刚拿下奥运女单冠军，势头正猛，但还是 0:2 输给了萨巴伦卡。 赛后郑钦文不留情面地批评了陪练，认为是他的频繁失误导致训练效率低下，并对教练“和稀泥”式的调解感到不满。之后，她毫不犹豫解雇了这名来自西班牙的陪练，向外界展现了自己作为Boss Zheng的一面。 2024年11月10日，郑钦文在WTA年终总决赛中摘得亚军，拿到1654万人民币（230万美金）的赛事奖金，个人年度奖金也逼近4000万人民币，而加上各类赞助，郑钦文和她的这家小型商业公司在营收层面上

2023年7月22日，薛之谦演唱会在合肥举办，现场挤满了超过5万名观众。在例行的互动环节，导播镜头给到了坐在A区VIP坐席第一排的四个人：小杨哥（张庆杨）大杨哥（张开杨）以及两人的夫人，全场观众马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薛之谦更是用夸张的语气跟一家人问好，并热络地称两位夫人为“嫂子”——尽管他要比95后的大小杨哥年长十几岁。明面上是两大流量的商业互蹭，底子里是老一代明星向新一代网红的“拜码头”。而2023年的小杨哥似乎的确配得上这种“致敬”：不但全网粉丝突破一亿，还豪掷1.03亿在合肥买楼，更是有几乎半个中国的娱乐圈都涌进了他的直播间，从柳岩到汪峰，从王宝强到古天乐，阵容足以排两台春晚。这离他2016年拍“炸墨水”的搞笑视频，仅过去7年；而离他2018年入驻抖音，也只过去5年。但跟之前很多顶流网红一样，小杨哥之后的轨迹似乎也没逃脱“历史周期律”。仅仅过了一年，一场爆发在小杨哥和辛巴之间的撕逼大战，拉开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塌房序幕，争吵的对象也从大闸蟹、白牌月饼一路翻到槽头肉、假茅台、三无吹风机等陈年旧账，持续激发着吃瓜群众的热情。这场隔空对战又引发了一系列破窗效应，从“消失的女主播”，再到“伪造的录音门”，有人针锋相对，有人浑水摸鱼，令小杨哥遭遇了成名以来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昔日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失去了助威的动力，围观的群众更是热闹不嫌事儿大，其中一条热评很能体现此刻的舆论水位：“看到小杨哥哭了，我也哭了，真怕他这次又挺过去了。”直播间里道歉的小杨哥这场风波，最终以三只羊被罚款6894.91万和停业整顿而告一段落。从表面上看，这又是一场“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传统三幕剧，又是一起对网红翻车案例库的补充——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三个月后舆论就会迎来新的案例——哦，不用等三个月，2000多万粉丝的“东北雨姐”好像已经在排队了。但这种解读只停留在了表面。其实从“喊麦之王”的MC天佑开始